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是本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中相对“冷寂”的领域之一。谭桂林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就在中国二十世纪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展开了对这种关系的研究，从而把一个灿烂辉煌而又鲜艳夺目的文化景观展现于人们面前，引领人们进入一个崭新的认知领域和审美领域。
学术视域的出新是基于充分地占有原始材料所形成的学术见解。所谓“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是指既承认“新”的东西是由“故”的东西发展而来，但又强调“新其故”，也即只有在“故”的基础上才有“新”的创造。比如“现代作家厚佛的心理底蕴”一节写晚年的鲁迅曾对人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这所谓的“毒气和鬼气”，作者认为“不太可能如研究者们所指认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很可能恰恰指的是佛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表示鲁迅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佛家思想给自己的精神上所造成的巨大紧张和沉重压力，同时也是鲁迅对青年的爱护，希望他们不要像自己这样活得如此沉重与险峻”。这种寓意新颖的剖析，是真正把握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内在脉搏，展示了作者独到的识见。
作者在佛教文化、理论方面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有关作家作品、生平史料，有精心的研读、冷静的思考，既重视实证的准确性，又善于把握精神活动的抽象性。与佛教文化关系密切的作家，如苏曼殊、许地山、丰子恺、周作人等，自然成了作者重点研究对象；就是那些一向没有被认为与佛教文化有重要关系的作家，如郁达夫、徐志摩、瞿秋白、无名氏等，作者也都通过恰当的材料，发掘他们与佛教文化的某种联系；对各种不同作家与佛学关系的研究，如废名在佛学方面的造诣，胡适对佛教史研究的贡献，鲁迅研读佛经对他的精神境界形成的特定作用，施蛰存以精神分析学剖析佛教徒心理的小说等，作者都是从材料与事实中引出结论，从中发掘出具有启示性的新鲜见解，为开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
正因为本书旨在开拓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故而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关系讨论中，就十分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学术思维的开放与开阔。作者在“研究方法与观点”的设计中，明确提出“佛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虽然重要，但总体说来它是非主流性质的，在对佛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作客观把握时，由于相关材料将会得到凸现的使用，而不相关的材料将退居幕后甚至干脆弃置不顾，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夸大的印象”。正是由于作者有了这种自觉意识，他才能在论述中把握到一种分寸感，显示出一种求实的科学作风。比如对晚清文学改良与佛学复兴关系的论述，对现代作家近佛的心理底蕴的解释，对作家与佛教文化关系四种类型的构建，对现代作家与佛学关系时代特征的考察，对现代文学的佛学主题的分析，对佛教美学现代形态的举例等都准确而精当、严谨而新颖。作者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既具有一种科学的精神，又具有一种开放的气度。尤其是这一体大思精的新系统的构建，是在没有多少参照物的条件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关系发展史的整合、探讨，完全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其开拓意义与创新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它既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建树，又是一种新的贡献。
毫无疑问，在学术研究活动中，要开创一种新型的研究模式与研究领域是十分困难的。谭桂林教授的这部专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某些研究结论，同时也在它的研究方法和观念。把它应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实践，必将促进研究视域的开拓与创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是本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中相对“冷寂”的领域之一。谭桂林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就在中国二十世纪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展开了对这种关系的研究，从而把一个灿烂辉煌而又鲜艳夺目的文化景观展现于人们面前，引领人们进入一个崭新的认知领域和审美领域。
学术视域的出新是基于充分地占有原始材料所形成的学术见解。所谓“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是指既承认“新”的东西是由“故”的东西发展而来，但又强调“新其故”，也即只有在“故”的基础上才有“新”的创造。比如“现代作家厚佛的心理底蕴”一节写晚年的鲁迅曾对人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这所谓的“毒气和鬼气”，作者认为“不太可能如研究者们所指认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很可能恰恰指的是佛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表示鲁迅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佛家思想给自己的精神上所造成的巨大紧张和沉重压力，同时也是鲁迅对青年的爱护，希望他们不要像自己这样活得如此沉重与险峻”。这种寓意新颖的剖析，是真正把握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内在脉搏，展示了作者独到的识见。
作者在佛教文化、理论方面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有关作家作品、生平史料，有精心的研读、冷静的思考，既重视实证的准确性，又善于把握精神活动的抽象性。与佛教文化关系密切的作家，如苏曼殊、许地山、丰子恺、周作人等，自然成了作者重点研究对象；就是那些一向没有被认为与佛教文化有重要关系的作家，如郁达夫、徐志摩、瞿秋白、无名氏等，作者也都通过恰当的材料，发掘他们与佛教文化的某种联系；对各种不同作家与佛学关系的研究，如废名在佛学方面的造诣，胡适对佛教史研究的贡献，鲁迅研读佛经对他的精神境界形成的特定作用，施蛰存以精神分析学剖析佛教徒心理的小说等，作者都是从材料与事实中引出结论，从中发掘出具有启示性的新鲜见解，为开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
正因为本书旨在开拓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故而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关系讨论中，就十分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学术思维的开放与开阔。作者在“研究方法与观点”的设计中，明确提出“佛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虽然重要，但总体说来它是非主流性质的，在对佛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作客观把握时，由于相关材料将会得到凸现的使用，而不相关的材料将退居幕后甚至干脆弃置不顾，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夸大的印象”。正是由于作者有了这种自觉意识，他才能在论述中把握到一种分寸感，显示出一种求实的科学作风。比如对晚清文学改良与佛学复兴关系的论述，对现代作家近佛的心理底蕴的解释，对作家与佛教文化关系四种类型的构建，对现代作家与佛学关系时代特征的考察，对现代文学的佛学主题的分析，对佛教美学现代形态的举例等都准确而精当、严谨而新颖。作者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既具有一种科学的精神，又具有一种开放的气度。尤其是这一体大思精的新系统的构建，是在没有多少参照物的条件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关系发展史的整合、探讨，完全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其开拓意义与创新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它既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建树，又是一种新的贡献。
毫无疑问，在学术研究活动中，要开创一种新型的研究模式与研究领域是十分困难的。谭桂林教授的这部专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某些研究结论，同时也在它的研究方法和观念。把它应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实践，必将促进研究视域的开拓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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